口罩出口的优势和劣势_口罩的优点

⒈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在国际政治格局上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助推了人类现代史上集权经济、计划经济国家苏联出现，其在“二战”前后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将全世界卷入一场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纷争中。一个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那一场流感和相关动乱以后的30年里，从世界老大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美国取而代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那么，100年过后的今天，新冠疫情将给国际政经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世界经济“缺魂少魄”。

⒉世界经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经济发展既失去了“准心”，又缺乏经济新增长极的抓手，“缺魂少魄”，无所依托。具体表现在：。

⒊其一，经济发展无方向。“世界老大”美国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经济复苏曙光难现。全球“经济增速第一”的中国，增速也在“破8”“破7”后，在2019年降至6.1%。欧元区“龙头”德国，制造业颓靡叠加服务业增长失去动能，2019年9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自2013年4月以来首次跌破50这一“荣枯线”分界点，从51.7直降至49.1，2020年上半年，德国折合美元约为1.784万亿，同比实际下降6.7%。“大哥们日子不好过”，跟随者们自然六神无主。

⒋其二，科技前景不明。原来科技创新一贯信奉的“‘山寨’仿制、二次创新”的追随目标也难以为继，未来发展方向突然缺少了坐标指引，人类惯有的常识和经典理论也纷纷失效，加剧了整个科技行业乃至社会资本的迷茫。就拿新能源汽车技术来说，充电电池蓄电量差，续保续航里程很难达到宣传的数值，类似缺陷不断引发消费者大面积投诉。换言之，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还远未发展到足够成熟的阶段，还不足以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大变革、大逆转。

⒌其三，跨国企业财阀经济基础性作用被无限放大。世界媒体的头版几乎都被各类政客、企业巨头的言行所占据，国际政局、资本价格等时刻对其做出反应、解读和预测。道理很简单，世界经济形势太复杂，更多的人需要有人来“大剧透”。

⒍然而事实却是，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政治家们忙着“缩圈子”，最大限度止损，那些与政治捆绑得越来越紧密的企业家则忙着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贸易摩擦损益，经营也没了方向。

⒎其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也陷入了混沌状态。西方那套被奉为人类唯一“合理”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流产，世界政治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缺乏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收敛。在全球大行其道快300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也到了大拐弯时刻，市场经济的原罪正在搅乱世界经济，未来究竟以何种价值观引领，突然成了问题。

⒏新型经济秩序的建立仍难以完成，世界经济繁荣所一直仰仗的旧经济秩序又在土崩瓦解，世界经济曾经的增长动力都在消退。一方面，去逆流涌动。

⒐且不说自身出现仲裁程序冗长、争端处理机制几乎瘫痪等问题，仅是美国四处挑起贸易争端，就惹得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全球多边体系，正逐步被边缘化。全球治理的经济基调从贸易自由主义的退潮开始，就彻底变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走到最高阶段，即玩金融。当手段变成目的，美国膨胀的债务危机和持续的产业空心化风险，以及金融危机被新冠疫情引爆升级为复式危机，倒逼金融去杠杆化。

⒑很显然，新经济、新科技虽已脱离了极客的乌托邦，但尚未抵达梦想的彼岸，旧经济、旧科技又难以支撑世界经济继续前行，眼下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混沌时期，世界经济处于“缺魂”状态，而所有这一切极有可能引爆链式危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世界产业链、价值链和产业秩序首当其冲。因为去全球化范围扩大，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减缓新技术扩散和国家间经济交流的扩散，导致全球生产率和投资下降，世界经济因此会元气大伤。当国家经济越来越差，出于自保本能，全球往往会陷入经济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不仅如此，互不通气、彼此隔绝，对全球科技的重大突破是一种阻滞，各个国家为了占领信息文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都选择在新科技、新经济上“押赛道”，这也可能引致新的破坏性过剩。由于很多新科技、新经济还停留在炒概念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在经济困顿、去全球化背景下，极易被当作“救命稻草”，比如此前大火的新能源和互联网金融，都不过是在制造更大的过剩。

⒒一系列经济危机难以逆转之后，又将引爆全球性民粹主义，引发社会性、政治性大骚乱。全球经济因为“缺魂”停滞，很容易会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将公众的怒火指向他国。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就是血的教训，在经济危机和狂热民族主义双重推动下，受到民粹主义支持的独裁者希特勒以“救世主”的姿态登上德国总理之位，引发了世界大战。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贸易和移民的反感，通常就伴随着要拯救就业或弥补全球化“输家”的呼声，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性骚乱也已露出端倪。

⒓面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世界性的“缺魂”迷失，各国前所未有地慌乱，或试图猛回头去抓住工业经济的尾巴，或举债仿效中国大搞基建，或以金融加杠杆的方式掩盖危机，或到处“挖坑”转嫁危机……总之大家都在忙着应对危机，各自为政去突破，却唯独忘了冷静下来由无数个“点”来推导出“面”。但正所谓危中有机，不破不立，当前的“乱”和“危”不过是为未来的“破”和“机”做了预埋。各国与其自乱阵脚，以邻为壑地去单点突破，倒不如顺势而为，在应对危机时处理好彼此间的界面。 中国经济安全岛权重上升。

⒔随着贯彻自由市场经济信仰的美国“灯塔”黯淡无光，世界金融安全岛与经济安全岛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历史转折。美国以美元和国力支撑的金融安全岛地位，将随着无限量化宽松（稀释美元信用基础）、疫情危机扩大而慢慢沉沦。而中国则因率先走出疫情的至暗时刻，叠加政治稳定、产业体系健全、市场空间超大等因素，在国际市场客观抬升了作为世界经济安全岛的功能。

⒕第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纵观全球，动荡日渐加剧，各国内患频出，自顾不暇，新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地区右翼势力崛起，中东及一些地区战火频仍，都在持续向全球输出不安定因素。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以“脱欧”“退群”等权宜之计维持国内稳定，与此相比，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世界上极为罕见。

⒖政治社会稳定是投资环境的最重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对资本就越具吸引力。

⒗第二，中国经济增长高位横盘仍有很长的路。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与发达国家和市场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追进空间。市场化改革导向之下的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力要素的优化整合配置，带动的生产和消费扩张仍将持续。中国东、中、西部地域发展的“梯度推进”过程中，地域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趋近”本身所引发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带来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张，等等。如果承认这些前景具有相应的确定性，那么就可以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具坚实基础，发展仍在继续，中国经济社会列车仍将前行。

⒘第三，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切换有很多空间。增长速度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未来一段时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高质量发展孕育着巨大的潜在机遇。

⒙近来如火如荼的“新基建”即为典型，以5技术、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宏观经济有明显支撑作用。

⒚第四，金融市场尚未走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美国的市场经济已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脱离了实体经济。中国金融虽然在此道路上有过效仿和迷失，但所幸尚未走到最高阶段，已经率先对金融乱象进行整肃和纠偏，并对资本国际偏差及不当全面清算，逐渐回归金融本源。

⒛第五，产业经济基础是中国疫后能够快速振兴的有力支撑。从口罩产能在不到30天内由3000万达到了2亿，彻底解决“一罩难求”，就足见产业爆发力与调摆能力。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而且有良好且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较上年提升15位。中国还拥有高性价比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规模从1978年的5.537亿升至2019年的8.964亿人，其中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

第六，当下正处于产能过剩且物质相对充裕的历史阶段，恰恰能利用疫情加速去产能，为疫后高质量发展创造前提。从商品过剩到商店过剩，从生产过剩到办公过剩，从产能过剩到分配过剩，从资本过剩到模式过剩，当下正面临方方面面、前所未有的大过剩。大过剩必然需要大出清来平抑，而疫情恰恰加速出清——不同程度地“限工停产”本身对行业来说就是一种产能出清。此外，残酷的企业死亡潮也构成了出清的另一种表达式。

第七，举国体制成为中国在灾后振兴中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快速、大规模地调动公共资源和力量，让中国快速走出疫情至暗时刻，为中国在全球疫情迅速蔓延之前有效控制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个时间差让中国与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盘面上。

早在疫情初期，英国金融时报就刊文《中国将是第一个摆脱经济放缓的国家》，并援引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观点：“中国将是第一个遭遇病毒，也是第一个摆脱由病毒引起的经济放缓的国家。”。

更进一步而言，所谓不破不立，危机从来都是机会。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逐步奠定世界经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反思潮泛起，经济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而此次新冠疫情危机令全球产业链动荡，也将成为一个契机，尤其是疫情客观上已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时间窗口。2020年2月以来，中国市场已经在疫情冲击后逐渐恢复元气。随着全球范围疫情的扩散，其他国家出现了大面积停工、社会冲突不断的现象，中国反倒成为世界上产业、经济、社会等运行最稳定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加速调结构进而化危为机，成为中国决胜疫后振兴的关键。

宏观层面，形成新增长替代。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消费”，通过放开与老百姓相关的民生经济、民本经济，创造性地举办各类消费节等举措，让消费驱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然显现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而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从2007年的0.9逐步降低到2017年的0.6。同期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有所上升，且出现依赖中国消费的趋势。2010～2017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而具体到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总占比超过20%。在中观层面，推动产业链价值攀升。正如20世纪末，日本和德国相继从高加工度组装工业转向技术密集与服务业，前者明确提出走“技术立国之路”，后者重点关注电子制造业，通过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中国产业链也到了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关键时刻。

通过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同时布局新基建，完善产业生态，将激发产业链活力。如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16年5月的测算，在自动化、5、物联网、等技术的帮助下，中国总成本效率将提升5%～8%，转化成本效率将提升15%～25%，这意味着仅中国工业总体生产效率就有4万亿～7万亿元的提升空间（以中国制造业累计产品销售成本约85万亿元计）。

在微观层面，企业要顺势弹性变形。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让中国互联网企业有了腾飞机遇——“‘非典’证实了数字移动技术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因此成为使互联网在中国崛起为真正的大众平台的转折点”（邓肯·克拉克）——进而奠定中国互联网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霸主格局，那么此次疫情同样是一次巨大的“催化实验”，能够孕育出一批企业新贵。细分行业迎来大航海时代，企业竞争风起云涌下，倒逼企业建立一种“安身立命”的灵活机制。既要坚守“真正的北方”，又要对核心竞争力进行版本升级，还要佐以灵活的复式组织结构。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1990年前后，中国一度受到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反华浪潮在全球风行，但中国却以此为契机，加宽、加长产业链，让其规模效应及生态链完整度难以被替代。当年中国的总量不过。 8亿元，仅与今天的苏州一市（。 。